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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可能是一年来最忙的人，扑下身子、沉下心去，深入审判执行第一线，抓取鲜活素材，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语言，忠实记录人民法院工作中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他们，肩扛“长枪短炮”，指尖“笔走风云”，生动书写人民法院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扎实推进审判工作现代化的不懈实践，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联合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近期陆续邀请“跑口记者”讲述2025年采访报道人民法院工作的体会和感受，与读者一起重温他们在这一年的代表作品。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一年的采访工作中，我深刻感受到人民法院如何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护航发展、呵护民生。

　　法治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2025年，我们关注了失信名单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的人数首次超过纳入失信名单人数，见证司法如何助力经营主体修复信用；我们聚焦人民法院如何以司法“严保护”激励“真创新”，发挥知识产权审判在激励创新与维护公平竞争中的职能作用；我们记录了上海高院大力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如何以数字法治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这些报道中，我深切感受到人民法院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实践。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2025年，我们深入解读在打击“开盒挂人”等网暴行为中，司法如何发力；针对预付式商家“携款跑路”，司法解释作出了怎样的规定；面对未成年人保护现状，司法保护如何促推家庭、网络等六大保护融合发力；在“一站式”为民解忧的综治中心，人民法院如何参与，做实定分止争。从一份份司法解释、一起起案例中，我深刻感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转化为鲜活的司法实践，书写一份司法为民的答卷。

　　新的一年，希望继续见证、记录人民法院以严格公正司法护航发展、呵护民生，让公平正义更加可知可感。

　　最高人民法院5月30日发布《守护未来：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护航成长（1978-2024年）》（以下简称《报告》），系统梳理了人民法院1978-2024年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实践。

　　《报告》显示，未成年人遭受网络不良信息侵蚀问题突出。在审判工作中，人民法院在依法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建立网络保护专项分析报告机制，重点分析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是否存在发布、传播网络暴力、网络色情、网络欺凌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的情形；分析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是否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是否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分析相关责任部门是否存在应当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职责而未履职情形。

　　发现存在问题的，人民法院及时向有关网络企业、主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或将相关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共青团中央2024年11月发布的《第6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经突破1.96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97.3%。通过网络学习知识、获取信息、互动社交、休闲娱乐，已成为未成年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互联网文化对未成年人价值观的影响，网络沉迷对未成年人身体和心理的严重影响，网络安全风险带来的欺诈、欺凌、性侵等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面临的复杂严峻的问题。”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

　　2024年1月1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开始施行。为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条例》围绕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防治等方面，对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学校、家庭、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责任作出规定。

　　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手段多样，涉未成年人网络权益民事纠纷数量逐年增长，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类案件呈批量化趋势。这是《条例》施行以来，北京各级法院审理的涉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案件的主要特点。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任雪峰介绍说，有的被告人在网络上以交友、选拔童星为“幌子”，将未成年人约至线下实施侵害；有的以谈恋爱、检查身体为由诱骗未成年人拍摄隐私照片、视频；有的以游戏代练、账号充值为诱饵，引诱未成年人转账汇款。

　　而在涉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民事纠纷方面，不仅案件数量逐年增长，类型也十分多样。任雪峰介绍，案件中既有因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引发的财产权益纠纷，也有因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欺凌等引发的人格权益纠纷等。

　　此外，由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直播打赏行为引发的纠纷数量持续增长，涉案争议标的金额最高达300余万元，远远超过了未成年人日常合理消费水平。

　　“另一方面，一些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意识薄弱、风险识别能力不足，容易受不法分子的蛊惑误入歧途，利用网络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任雪峰说。

　　人民法院曾对未成年人参与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进行过调研分析，不良网络、影视信息的诱导成为犯罪的重要诱因之一。

　　最高法民一庭（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弱，容易受到不良信息诱导，造成价值观的扭曲，一些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显示，暴力、色情音视频、游戏等对未成年人犯罪起到刺激、诱发作用。

　　“根据相关案件，网络平台上传播暴力、宣扬杀戮的视频可能塑造、助长未成年人采取暴力侵害他人的心理，使之成为‘可能的罪犯’，一些平台本身架构的技术性、算法的特殊性导致易向未成年人推送类似暴力信息。”赵俊甫分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被写入今年“两高”工作报告的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中，主犯张某某沉迷于在枪战游戏中“杀人”“舔包”（击败对手玩家后获得该玩家的物资——记者注），日常在短视频平台也爱看“舔包”直播，他对游戏中的“杀人”后获得该人财物的行为模式非常熟悉。

　　国内外研究表明，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下，许多沉迷网络暴力游戏的未成年人对暴力行为会产生脱敏效果，有可能将游戏人物以及环境与现实人物混淆，将游戏中的攻击行为带入现实生活中。

　　令人唏嘘的是，受害人同样是这款网游的忠实粉丝。案发当天，他被张某某以赠送一款稀有游戏皮肤（游戏中枪械的炫酷涂装——记者注）为诱饵，骗至案发地点。

　　2024年11月，某短视频平台落实青少年模式不到位，导致违法信息扩散，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被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警告处罚。

　　“网络平台作为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它的责任法律法规也规定得非常清楚。”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委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平台要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到位，对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信息要进行审查、屏蔽、删除，如果涉嫌违法犯罪的，还要及时报警。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平台在追求经济利益和履行社会责任、法律责任之间，平衡点没有把握好，更多追求流量、追求经济效益、追求热点。”在宋英辉看来，平台应该成为网络保护的“守门人”，因为“它最能率先筛查出来，哪些是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甚至正在对其进行伤害的网络行为”。

　　国家网信办于2024年11月发布了《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为相关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技术标准和建设任务。在此基础上，经过多方努力，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于今年4月正式上线。家长只需在手机端显著位置点击图标，即可“一键启动”未成年人模式，所有应用程序将同步切换，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安全可控的上网环境。

　　然而，并非所有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都能受到家长的有效指导。宋英辉在调研中发现，很多留守儿童由祖辈隔代抚养，爷爷奶奶对网络、对智能终端设备都不太了解，“和孩子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

　　为遏制游戏对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学习和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这一规定一度被称为“史上最严防沉迷政策”。

　　相关政策实施以来，确实对未成年人的游戏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2024年12月举行的中国游戏产业年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年每周游戏时长控制在3小时以内的未成年人占比提升了37.2个百分点，达到75.1%。

　　不过，现实中，仍有不少未成年人绕开防沉迷系统。多家媒体此前报道，有未成年人通过租用他人游戏账号，以成人身份登录游戏，绕过了防沉迷系统，再无游戏时间限制。

　　更常见的则是利用家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认证。2024年8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了《县域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调研报告》，该调研覆盖河北、贵州、江西、安徽、陕西、山东6个省8个县，共收回有效问卷1108份，访谈了110名中小学年龄段未成年人。

　　调研数据显示，超八成受访未成年人周末及节假日玩网络游戏时间都超过了国家规定，其中，使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认证的有849人，占比77%。

　　“在手机中提前输入父母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在需要刷脸的时候和他们说，学校有份问卷需要帮忙刷一下脸。”一名接受访谈的未成年人这样描述。

　　其他受访未成年人也多用这种“连蒙带骗”的方式让长辈帮忙实名认证——长辈非常支持孩子的在校活动，对“学校的要求”往往无条件支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呼吁，从技术角度上，应当进一步优化升级防沉迷系统，采取动态核验等有效措施，确保未成年人使用真实身份信息登录，结合使用场景提供有针对性的防沉迷措施，让实名制切实做到“人证合一”。

　　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带来的一大影响，是对其日常在学校接受教育产生冲击。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中部地区某县城采访了解到，尽管当地学校不允许携带手机进入校园，每天安排人在校门口使用仪器检查，但周末回到家，学生们使用手机几乎不受限制。

　　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领导透露：“有的学生本来学习成绩挺好的，上了3年网课，返校后成绩骤降，只想找借口回家玩手机。”

　　该校一名教师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孩子们周末回家玩手机、刷视频，时间久，影响做作业，周一返校时精神状态不佳，还要补作业。”而这种现象寒暑假过后更为严重。另一名教师将之称为对网络的“戒断反应”，学生往往需要在开学后1-2个星期才能重新适应校园生活。

　　当地一所小学校长估算，该校90%以上的学生会玩手机游戏，每年暑假过后都会有几个学生不愿来上学，“特别是聪明、学习好的学生，反应比较快，游戏也能玩得好，从中获得的成就感也多。”

　　当地教育局一名干部将之形象地称为“5+2=0”现象：周一到周五，学校通常会对学生开展道德与法治课程、励志教育、诚信教育等。但在校期间产生的良好效果，往往等周末2天学生回家拿起手机，接触互联网的海量信息就消耗殆尽，一些负面社会情绪和不良社会风气被传入校园。

　　他认为，学校教育亟须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互相衔接，共同抵御网络不良内容对未成年人的侵蚀。

　　多名教师反映，有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寄宿，到了周末，就给孩子一部手机，家长能获得一天的“清净”，做自己的事情。

　　“父母不管在不在孩子身边，要肩负起家庭监护的责任，经常关注他的情况，不能对孩子上网不闻不问。”宋英辉强调。

　　尽管村里也有未保专干、妇联主任等关爱留守儿童的生活，但针对他们的公共服务体系还比较缺乏，宋英辉指出，“他们的心理需求如何解决？面对网络有什么困惑，可能遇到什么风险？校外有什么适合自己的活动？目前的服务还不太到位。”

　　“从公共服务角度来说，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县域范围内的儿童之家、青少年中心，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建设的乡村振兴少年宫等，让这些设施场地更好发挥作用，帮助他们远离网络沉迷。”苑宁宁也认为。

　　“网络暴力的‘伤害无界’，但司法的‘守护必须有界’。法律应明确网暴行为的量化认定标准、平台配合司法机关调取完整元数据的义务，让每一份诉求都能在司法框架内找到明确依据，法治的底线，就该挡住每一次网络恶意的冲击。”11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民事审判第一庭、人民法院出版社联合主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宁法院”）承办的“送给孩子一束法治的光”系列未成年人普法活动（第六场）在各大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活动中，长宁法院院长徐世亮与长宁区虹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季凌芸、上海市延安中学学生代表佟嘉和共同宣读了前述反网络暴力的立法建议。

　　这份立法建议，诞生于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华政附中”）校园。该校附近的虹桥街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基层立法联系点，长宁法院则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基层立法联系点。自2023年4月起，长宁法院在华政附中开设“菁菁议事厅”，把话筒递给未成年人——让未成年人思考探索有价值的法律和社会话题，大胆说出对法治建设的想法。

　　本场普法活动除了法官和嘉宾们的以案说法，也融入了未成年人的调研和思考成果。

　　最高法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表示，法治宣传教育法已于11月1日正式施行，法律着眼于提升全社会的法治观念，将“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作专章规定，做好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指标”，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责。未成年人的“数字安全”，也需要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遇到网暴要截图”“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第一时间告诉家长或者老师，让大人们给予帮助，因为大人有更丰富的经验”，在活动现场，长宁法院的法官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普法短片引起了许多孩子的共鸣。

　　短片讲述了未成年人豆豆因为嫉妒同学毛毛，在网络上发布帖子，诋毁毛毛的画作是抄袭的。这不仅引发了对毛毛的网暴，也使毛毛失去了对画画的兴趣。

　　“被告豆豆及父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删除论坛上不当言论，并向原告毛毛赔礼道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毛毛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短片中，法官在判决中阐明了网暴者要承担的责任，同时指出，豆豆的父母未能正确引导未成年子女正确使用网络、约束网络言行，存在家庭教育监管的失职，决定责令二人接受一定期限的家庭教育指导，掌握正确的家庭用网监管方法。

　　在华政附中“菁菁议事厅”此前的讨论中，同学们认为，当前我国网络暴力治理缺乏专项法律支撑，现有法律法规存在体系分散、界定模糊、救济不足等问题，难以有效应对复杂多样的网络暴力现象。

　　同学们建议，明确网络暴力的行为定义，采用“列举+兜底”模式，明确列举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网络敲诈、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典型行为，同时增设“其他侵害他人人格权益或扰乱网络秩序的类似行为”兜底条款，覆盖线上信息传播与线下权益受损联动的场景，避免法律适用空白。

　　“基层治理最怕‘看得见问题，摸不着抓手’，反网暴更是如此。”季凌芸建议，法律应该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全流程治理义务，在事前环节，平台应该对不良信息自动筛查、标记并采取限流措施；在事中环节，要求平台设立专属网络暴力投诉通道，对账号进行动态监测，并进行阶梯化处置措施；在事后环节，规定平台需留存网络暴力内容及传播路径，且需配合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调取完整元数据，保障调查取证需求。

　　一款看起来无害的AI应用，可能给未成年人隐私泄露埋下隐患。普法案例显示，未成年人贝贝在使用一款“魔法宠物”App的过程中，向“宠物”透露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家庭住址，甚至每天何时放学回家、家长的手机号。不久后，贝贝的妈妈就收到了各种营销电话，就像是为她“量身定制”。

　　在相关案件中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时，长宁法院提醒家长，一些App利用卡通形象和游戏互动，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和情感需求，引导他们交出隐私，这不只是孩子的错。孩子们隐私意识薄弱，需要家长教育和引导，同时注重提前帮孩子甄别风险。

　　长宁区妇联兼职副主席、上海梦晓心理辅导支持中心负责人梦晓介绍，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双向成长”，家长既要做好“监护者”，也要当好“同行者”：一方面要履行网络监护责任，比如设置青少年模式，了解软件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不能用“权威”压制孩子，而是要用“共同学习”代替“单向禁止”，用“耐心倾听”代替“指责批评”。

　　今年上半年，作为华政附中学生事务中心成员，初二学生牛思淼参与了校内对人工智能产品使用的调研。他们收集到千余份师生问卷，发现超过70%的同学日常会接触AI工具，但近一半的人从不仔细阅读隐私条款，往往直接勾选，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很容易把自己的个人信息透露出去。

　　“同学们接触的App和游戏，隐私条款都是长篇大论的，我们也看不懂，只能默认勾选。”牛思淼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经过这次调查，同学们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希望网络平台在面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时，可以将隐私条款更简洁地呈现出来，“能一目了然知道它到底会获取我们的什么隐私信息”。

　　这次调研还显示，该校师生普遍认可AI对学习效率的提升作用：课堂上，教师高频使用实时答题、学情反馈等互动软件以及口语测评等语言辅助工具，超六成同学使用过拍照搜题类软件，近六成用于复习巩固。

　　然而，一名同学在问卷中分享了自己的真实想法：“AI解题思路一秒就助我解开，但有时反而让我懒得思考。”在调研中，该校近三成学生承认依赖AI解题，部分学生直接提交生成内容；超四成教师观察到学生“过度依赖AI、缺乏独立思考”，担心“学生易被非学习功能吸引”……

　　调研显示，该校超七成师生支持学校制定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认为需要通过规则来保障技术的合理使用，以避免潜在的负面影响。

　　华政附中党总支书记陈依群介绍，借助长宁法院的平台，同学们与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北京十一中学的同学进行了线上讨论，“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他们也尝试制定了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学生如何用好电子产品的校园公约，从而更好地将AI作为一种工具，用好它的同时，护航自己的成长”。

　　“尤其难得的是，孩子们成为法治建设的参与者，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法学研究所所长姚建龙表示，未来还需要持续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的多方联动，让法治真正成为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伞”。

　　原标题：《中国青年报记者刘言：司法护航发展、呵护民生 2025记者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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